二、协同创新提出的历史背景
1. 国家发展战略转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成为经济大国、制造业大国,进入到工业化发展的中期。然而,创新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发展的严重障碍,不解决这一问题,就不可能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
2. 若干重要的规划出台
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颁布,首次提出要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实现创新推动发展,并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突出强调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在当年的暑假工作会议上,我们对此做了专门研讨。201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对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提出了要求。上述三个“纲要”,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要不断深入学习,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
到 “十二五”结束、特别是到2020年,要完成三个规划纲要的战略目标,必须推动并实现五个转型: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型、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型、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型、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型。
换言之,要成为经济强国、就必须实现中国创造,要真正实现中国创造、就必须实现自主创新,要真正实现自主创新、就必须成为人力资源强国,要成为人力资源强国、就必须成为高等教育强国。高等教育在国家一系列转型中责任重大,不仅在科学研究方面,在人力资源方面更是如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升水平、提高质量,培养出创新型国家需要的不同层次高素质人才。
再换言之,要实现上述三个规划的要求,必须大力推进教育、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内涵建设与内涵式发展。
3. 创新能力不足
尽管我国的创新能力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创新能力不足仍是我国教育、科技与世界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是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国际层面上,虽然经济得到发展快速,但由于我国创新能力不足,多采取引进、消化、再制造方式,很多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国外手中。近年来,国家特别是国防工业重点强调,必须加强能力建设、必须有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因为核心技术买不来。
国家层面上,首先,对创新缺乏有效的政策、项目与资金引导,必须调动各方积极性,其中需求方要在这方面下大气力;其次,科技资源配置方式与评价体系不合理;此外,体制障碍明显,推进创新过程不畅。
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三者之间的产学研合作开展了几十年,也取得了很多好成果和优秀案例。但这其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是缺乏共同利益驱动机制,无法保障长期、深度的合作;二是各自定位不准,在基础研究、技术突破和生产等环节中易产生无序竞争;三是缺乏从知识创新到技术创新的有效传递,各个环节存在脱节现象;四是缺乏有效机制和普遍性,成功来自于不同或偶然因素,没有普遍指导意义;五是合作关系存在“多层三明治”现象,企业、研究所、大学三者虽然有合作,但相互间远达不到互信与融合。
就企业来而言,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首先应是创新投入的主体,但部分企业自主创新的意愿和能力不强,缺乏有意义的技术创新合作,同时也缺乏自主知识产权。
就科研院所而言,有向企业化发展的趋势,表现为重视生产,追求产值和效益;围绕(型号)产品搞应用研究和集成技术研究,缺乏研究的系统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忽视(应用)基础研究,资源集中在设计和生产任务上。
就大学而言,知识创新和突破关键技术能力不强,人才培养不能充分满足要求。
各类科技力量自成体系,形成壁垒,甚至行业内部也是壁垒森严;导致力量分散、重复投入、水平不高,不能在国家重大战略领域形成集群优势与合力;相互间缺乏互动、难于合作。
4. 国际趋势
协同创新已成为国际流行趋势,特别是发达国家更是如此。
如美国的硅谷产学研“联合创新网络”,以斯坦福、加州伯克利等具有雄厚科研力量的知名大学为依托,以大规模中小高技术公司群为基础,以苹果、谷歌等大公司为龙头,形成扁平化和自治型的“联合创新网络”,从而造就了美国的硅谷,进而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斯坦福大学校长曾有一个著名论断——“没有斯坦福,就没有硅谷”,说明大学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反过来讲“没有硅谷、就没有今天的斯坦福”也有道理,正因为存在功能完善的联盟、科学合理的体制机制,使得资金和其他资源又注入学校,使斯坦福的发展步入了更好、更良性的循环,从这个角度讲,硅谷也成就了斯坦福。
又如韩国的“技术研究组合”官产学研结合,其中政府在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成立以国家电子通信研究所为首,三星电子、LG以及一批大学、政府机构等组成的共同研究开发组织,造就了三星、LG等IT界巨头。
再如芬兰的“信息通讯技术联盟”,由诺基亚等200多家信息通讯企业、29所大学和金融服务机构以及一批科技中介机构组成,极大地促进了芬兰的通讯产业发展,使芬兰从一个林业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的通讯强国。
还有部分欧美国家,国家实验室往往设在大学,形成了连接大学与企业或研究机构的技术创新平台,大学与企业人员共同参与、动态管理,政府拨款开展基础研究,实验室大量承担企业关键技术攻关,形成了大学与企业间很好的创新传递关系,同时也培养了大批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还有一点不同在于,实验室虽然设在大学,但相对独立运行。
协同创新不应是大学的独立行为,而应把整个产业链条连接在一起,要改变以往分散、独立、不能产生合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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