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视野：

获得个体的幸福，又拥有他人的幸福，从而达到人类共同的幸福——一代人的价值选择　齐林泉

如果找类比，与20世纪上叶战后海明威们“迷惘的一代”相比，以当代大学生群体为代表的中国年轻一代，在接受影响方面跟上世纪60年代联系更为密切，但又绝不是中国化的“垮掉的一代”。

谁也不能否认，上个世纪60年代是这个世界上一段充满社会动荡及激进改变的时期：在西方，各种反权威反传统的狂潮涌起；在东方，“革命浪潮”翻江倒海；在亚非拉，各殖民国家纷纷独立，并建立现代政权。与此同时，科学领域也经历着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人类由相对论出发对宇宙的起源作出新的解释、首次进入太空、揭示基因遗传密码的隐秘、电视的普及以及电子计算机更为广泛的应用，等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和科学发现引起了新思潮的产生：独立和民主浪潮风起云涌，女权主义再度兴起，后现代化主义和大众文化形式逐渐风行。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这个阶段是一个普遍解放、全球能量释放的时期”。

这些人类震撼性事件强烈的余波在全球蔓延开来的一二十年间，今天中国年轻一代出生了，伴随着这一系列事件中诞生的新事物、新理念，新危机、新希望，彼此在一样的成熟完善过程中，相互冲突、碰撞，共同长大。

因此，我们这代人视野的大背景，或者说参照系，是现代化。从西方启蒙时代开始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现代化，在一个世纪间席卷了全球，它给了这个原本各部还很孤立的世界一个形成共性从而达成交流的契机——全球一体化，地球大家庭的美好前景似乎注定要到来。

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因科技迅猛发展并广泛应用于物质生产，从而彻底改变了人类过去对大自然被动的依赖而导致了对科学理性的片面崇拜，在使现代社会各部达到物质丰富、同步对话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失调、人文理性缺失，造成精神困惑、信仰危机。现代文明是一种过分重物质、重理性而使人们丧失精神家园的有缺陷的文明，而这种源于西方文化、深蕴欧洲中心主义的、以抽象普遍性为特征的片面理性，及其线型的进化论的思维模式，泯灭了本应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各民族和个人的特色与个性，形成了对特殊性的具体和个体的一种挤压，运行的是一种缺乏人道和生命意识从而伤及效率和质量的霸权秩序，从终极目的看，这显然与人类整体与个体的全面发展相悖。

由此可知，上世纪60年代一系列动荡和变革恰是历史自身的一种调整，它为我们这代人改变自身的境遇准备了条件。由于共同的成长，彼此审视的结果必然是相互认同，它在改变这代人的同时，也必然被孕育和丰富。

今天的时代正是这种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历史调整从发展到逐步成熟的时期。政治上曾有的一系列激烈的动荡，使当今的世界处于一个人类相对和平融洽的时期；科学上一系列革命性的发展，把人类带进了物质上空前丰富、知识信息高度共享的时代；在精神领域，传统和权威的远离，使人类摆脱了重重束缚而获得了空前的思想自由，从而激发出了极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又有力地推进了物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时代的感召力下，我们这代人不仅关注中心，也不忽视边缘；不仅图解构的痛快，更倾向于创造的乐趣；我们厌恶徒有虚名的形式和毫无意义的重复，倾向生气勃勃的内容和绚丽多彩的差异；我们不再纯粹拜膜文本，而是自我解读和领悟；不再盲信所谓的真理和权威，而是相信创造与独立；不再被动地继承传统或盲目地反对文化，而是主动地去甄别和选择，从传统中汲取精华为营养，接受现实的风雨和阳光来生长文化；不再祈求彼岸的拯救，而是抓紧此岸的每缕阳光；不再在虚幻的想象中企望幸福，而是在现实的追求中体验幸福。

我们这代人做这一切，是为逃避异化，进行个性完善的塑造。为了拥有自我个性充分发展的空间和交流机会从而取得自我发展，我们包容其他个体(包括大自然、传统、文化和人，等等)的个性发展空间，“多元并存，和而不同”是我们必由之路。基于这一系列选择，我们的价值观也必是以人类的个体和全体的幸福为终极目的，以人类的个体和整体的全面发展为必经手段，以独立和协作，自由和宽容，尊重和仁爱为道德，以勤奋、坚韧、远见、明智、富于热情和创造力为品质。正是这样，我们才既能获得个体的幸福，又拥有他人的幸福，从而达到人类共同的幸福。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我们今天也应有的境界，也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