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回家，爷爷拿给我一份文稿，是他这些年来写的诗词。一些地方看不懂，我就去问爷爷，爷爷一首一首给我讲那些诗背后的故事。

1943年，四川，天色渐晚，一位少年正在急忙赶路。这个少年就是我的爷爷，一名内迁后东北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爷爷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但幸运的是，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人，爷爷因此得到了那个年代宝贵的求学机会。爷爷上学的年代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入中国后，东北大学内迁至我家附近的县城——三台县城。东北大学的部分教员、学生创办了附属中学，爷爷因此有条件享受到高质量的中学教育。但由于家庭困苦，爷爷的学习生活非常艰辛，每周需要将米、柴等生活必需品从家徒步背至学校。也正因为家贫，爷爷没有能够上大学。

1958年，那个年代的天边似乎总有高炉的铁水映红天空的颜色。爷爷中学毕业之后，在小学当教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爷爷一直当到了校长，也在县文教科任过职。那个时代，是一个以国家需要为目标的时代，爷爷因工作能力强，调入了川北一个工业新城的劳坪坝钢铁厂。

1970年冬，四川盆地边缘的深山之中，大雪封山，爷爷和伐木工人在厂房里煮土豆。正如老师上课提到的铁路修建高潮，需要大量的枕木，而四川作为森林资源的大省，兴建了很多伐木厂。在大炼钢铁的年代过去之后，爷爷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身到了伐木厂的建设工作中，在白马族聚居的平武县王坝楚的平武县伐木厂担任办公室主任。退休后，爷爷直到现在还一直领取着国家发放的退休金，感谢着国家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能够在晚年衣食无忧。

历史总是巧合的，我的外公，那个我母亲一眼都未见过的外公，也是在当年响应了祖国的号召，在平武伐木厂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在我母亲一岁多的时候，由于工友的失误，他因公牺牲。国家并没有忘记外公，在他因公牺牲之后，我的母亲每个月都能够领到国家发放的抚恤金。虽然当时每月只有8元钱抚恤金，但就是这8元钱，使得母亲能够一直完成学业，从中学到大学，即使母亲6岁时外婆改嫁，抚恤金也没有停过。一直到母亲大学毕业，国家为母亲分配了工作，这抚恤金才停止发放。这使我深深认识到，祖国终究不会忘记那些勇于奉献的人。

爷爷和奶奶共育有四儿一女，大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进入了现代化的工厂，姑姑则接过了爷爷教师的班，从教一生，桃李天下。父亲是爷爷的幼子，一岁时罹患小儿麻痹症，因当时的医学不发达，右下肢落下了残疾。但他身残志坚，成绩一直很优秀。

在我父亲读书的那个年代，大学一般是不招收残疾学生的。力学泰斗钱伟长，就曾因为报考时身高不足150cm差点被清华拒绝录取。随着国家政策的开放，1989年时有部分大学招收残疾学生。父亲通过努力，成功考入了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是恢复高考，改变了父亲的命运。

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是一个浪漫的时代，我的父母在大学相遇、相识、相知、相恋。毕业后，他们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单位，但社会没有忽视每一个公民个体的需求，很快，母亲调到了父亲所在的单位。他们结婚时很穷，住着单位分配的宿舍，买不起窗帘，就用纸糊上窗户，但他们仍然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取消了学杂费，学校只收取书本费。我的同学很多来自乡村，这对他们的学业是一种极大的支持，这种国家对教育的支持是值得我们所有人牢记的。当然，很多同学已经无感于这一两百块的变动，他们的父母远走他乡，广州、深圳、上海、宁波、东莞、佛山……他们的父母外出打工，给他们寄回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于传统农耕的收入，而代价就是，他们成了留守儿童。

幸得自己脑子够用，我考上了哈尔滨工程大学。读着学校寄来的通知书和各项开学的注意事项，爷爷惊讶于现在大学低廉的学费。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我爷爷经历过的因贫困错失上大学机会的痛苦，已经远去了。

我也在大学里自由恋爱，但我们看电影不会去从前的那种狭小放映室，更不会是露天简陋的坝坝电影；我们在公园散步，周围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五彩缤纷的商品，而不是单调的毛农副产品；我的恋人穿着各种品牌的漂亮服装，而不是那个时代统一的制服……这是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也是我们的新时代。

我，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但我感受到了祖国的温度，我选择用青春助推国防建设。因为我知道，我的命运，其实就是国家的命运。我的道路，其实就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我的家族，已经印证了这一铁的事实——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