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初登杏坛

受命军工

1950年，抗美援朝中，杨士莪与五名同学一起报名参军，去大连海校担任教学工作，提前告别了学生时代。从此，他的简历上写着“1950年，清华大学肄业”。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及至后来到苏联科学院声学研究所进修，杨士莪始终没有拿过一个毕业证或者结业证，在一次次“被选择”中，他的人生因国家形势的变化与国家需要的召唤而改变。他就这样“无证驾驶”了数十年，在水声科学研究领域开辟出了一条条航路。

1952年冬天，大连海校等院校接到由中央军委下达的指示——“抽调300名助教及1000名学员到军事工程学院任教和学习”。国家决定从全军抽调具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中央军委点名抽调大连海校40多名教员，杨士莪名列其中。

不久后，杨士莪等从全军选调的231名助教陆续到达哈尔滨，学院随后成立助教队，因为是报到最早的一批，杨士莪被分到助教队一排一班。

一天，杨士莪等几人正在宿舍里休息，忽闻陈赓院长来视察，几个助教既感兴奋，又很激动。陈赓亲切地问杨士莪：“你是哪里的？”“报告首长，我是河南的。”杨士莪清脆地回答。“哦？河南哪里？”“南阳。”“你家在南阳什么地方？我还在你们南阳周边的郊县打过仗哩。”接着询问杨士莪是否适应哈尔滨的生活，有什么困难和意见……“陈院长虽然是官职军衔都那么高的大首长，但是竟如此亲切，真让人敬佩！”杨士莪暗自赞叹。

陈赓每隔一段时间就专门把老师、助教们都找去，给他们作报告、讲形势。六十多年后，杨士莪回忆起难忘的哈军工生活时，曾饱含感情地谈起：

陈赓院长的报告内容很广泛，从大政方针讲到具体思想，从学校本身建设、教学方针、教学目标一直讲到很具体的小事。后来搞运动的时候，有些教授思想不安定，他就说：‘没什么好害怕的，就是运动嘛，大家都经过。’他还风趣地说：‘查历史，我当然不怕查历史，但是要批判官僚主义我还是有点怕的。’我们觉得跟着这种领导干，绝对没错，他不仅告诉你要干什么，而且还告诉你应该怎么干，对你干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这样、那样的不完善之处，他比较宽容，告诉你这是可以谅解的、总是难免的。学校里从领导干部到基层群众对陈赓院长都是非常敬佩的。

这些杨士莪亲身经历的故事，其现实意义往往超出了个人的自身体会。陈赓的人格魅力，无形中吸引着像杨士莪一样的人们在不自觉中，追寻高远，塑造更好的自己。

助教们来自四面八方，专业多种多样，程度参差不齐，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学院组织助教们从基础课开始复习。这些功课对基础扎实的杨士莪而言游刃有余，因而他的大量时间被用来帮助其他同志，不久后，他就被调到助教队教务科任参谋，负责一些教学行政事务。

时任助教队教务科长的舒贤颂（1918-1986）早年是位地下党，先后在西北军政大学任教、西南军政大学任教育科长，1952年随陈赓筹建哈军工，后曾任学校教务处长。

杨士莪刚到教务科，舒贤颂就给他“上了一课”。一次，学校组织助教队考核，舒贤颂令杨士莪写一份助教队成员数学水平测验总结。杨士莪暗想：堂堂大学生写个区区总结，这有何难？于是洋洋洒洒写了六张纸并颇为自得地拿去交差。舒贤颂一看，满篇口语、格式随意、文字啰嗦、主题不明，不禁皱起眉头。他将杨士莪叫到身边耳提面命，时而大删大改，时而字斟句酌，手把手告诉杨士莪公文的写作方法、注意事项，边讲边改。杨士莪则老老实实坐在他身旁，边学边记。舒贤颂将多年工作经验倾囊相授，杨士莪既感惭愧又心怀感激，不知不觉两人改了一个通宵。

其实，凭借舒贤颂的工作经验，起草一个“总结”驾轻就熟，并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但他亲自操刀修改而不另起炉灶，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杨士莪这个年轻同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为使其尽快成长。杨士莪很感激舒贤颂的苦心，他也因为这一课，体会到文字能力的重要性，着意对写作能力的锻炼，其后的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都因此得力不少。

一个通宵的灯光是初到军工的杨士莪收到的第一份礼物，它不仅照亮了一篇文章，也照亮了杨士莪做事做人的态度。一位好的领导，不亚于一位好的老师，教人做事，更教人做人。

在陈赓的言传身教下，教师治学从严，干部治校从严，逐渐形成了以“严”为核心的办学风格和独特校风。单在教学过程中就有“六严”，即严肃的教学态度、严密的教学组织、严格的教学管理、严谨的教学作风、严整的教学秩序、严明的教学纪律。全院各部门都要根据教育计划制定业务保证计划，并严格保证教育计划的实施。原定在1953年9月1日上午举办的“军事工程学院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因为上午有课，学院便决定将大会改到下午开。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学院坚持教育计划不变、教学安排不变、教学时间不能侵占，将运动分为两步走，机关、服务部门先行，教师、学员参加运动的时间安排在假期。从1953年9月1日开学，到1957年第一期教育计划完成，从排课表到授课未出现一次差错。

年轻的杨士莪热情而努力，浑身充满了力量。谦虚好学的性格特点使他不断向全国选调来的名师求教；学院“严谨、严密、严格”的教风，让他性格中的随性因素进一步收敛；备课、写讲稿、试讲，他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地过好“教学关”……作为助教的他与学员、教授和干部们一样，在各自的岗位上求学上进，那股向科学文化进军的激情饱含“为国而学”的光荣感和使命感，这种报国情怀把整个哈军工变成了一个奋发蓬勃的大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