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人物聚焦杨德森院士的初心与使命-哈尔滨工程大学新闻

《中国科学报》人物聚焦杨德森院士的初心与使命

作者
金声

来源
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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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2018-08-03

8月3日《中国科学报》文化版头题位置发表了以《一个选择就是一生》为题文章，讲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声专家、我校杨德森教授，恢复高考后第一年考入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从此为了中国水声事业夙兴夜寐、不懈追求，做出重要贡献的科研历程。中国科学网转发了此文。

1977年恢复高考后杨德森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全文分五部分，分别讲述了杨德森大学梦的源起，通过努力获得优异的高考成绩，在哈船院勤勉攻读的经历，以及他在中国水声奠基人杨士莪院士及新中国老一辈水声专家何祚镛教授、汤渭霖教授等悉心指导下，成长为中国水声领域新一代科学家的科研历程，并分享了一位科学家将个人的理想追求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朴素爱国情怀和拳拳赤子之心。

杨德森

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初进入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水声工程系学习。现任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曾任哈尔滨工程大学副校长兼校研究生院院长。作为水声方面的资深专家，长期从事水中目标特性分析和识别研究、水下结构减振降噪技术研究、声呐系统环境特性的研究、水中目标噪声特性测量与分析研究、水下结构振动与声辐射的相似性研究，是国内最先从事矢量水听器技术研究的专家之一。先后承担过几十项国家重点预研科研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等，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发表专著2部，学术论文170余篇。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全国创先争优奖。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978年，我被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现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工程系录取。后来听说我们班30个学生，只有我是主动填报了这个专业。

常有人问我：“你这个农村孩子，怎么会知道水声学呢？”

其实，这里面还真有个故事。我从小就喜欢读杂书。有一篇科普小说写道，日本军国主义建造了一座海下城堡，偷偷开发杀人武器，被我国科学家用声呐探测到了，一举摧毁。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把“声呐”这个词刻进了我的脑海。

转眼间，我在水声领域工作40年了，我很庆幸自己懵懂之间选择了一个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的领域，找到了奋斗一生并为之骄傲的事业。

知青朋友让我有了大学梦

我出生在黑龙江省穆棱县，从小就是个爱玩爱闹的淘小子，但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小学三年级时，正是国家抗美援越，我写了一篇作文《给越南小朋友的一封信》，被老师评为范文，在学校大会上当众宣读。老爸听说了我的“英雄事迹”，非常高兴，破例买肉给我包饺子吃。

没过多久，“文革”来了。我年纪小，什么都不懂，以为这只是大人的事儿，跟自己没什么关系。1972年邓小平复出，老师们重新开始抓教育，我才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但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

真正给我带来影响的，是一对来建设北大荒的知青。一位是来自北京医学院的大学生，在这边当乡镇医生；一位是女中学毕业生，给我们当老师。当时我父亲是当地卫生局长，所以我家与他们打交道比较多。他们让我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我越来越喜欢和他们一起玩，听他们讲大学是什么样的，讲教授们在讲台上授课的风采，讲学生们在校园里学习的氛围。一起爬山时，他们问我：“为什么爬山要哈腰呢？”我就回答：“因为身体重心要移动。”一起剥葱时，他们又问：“为什么会流眼泪呢？”我就回答：“因为大葱的分子进了眼睛。”每当这时，他们总会笑道：“你答得不全对，但已经很不错了。”

从那时起，我对大学有了无限的向往。按当时的政策，只有工农兵才可以被推荐上大学，我分析了一下自身条件，发现只有下乡成为知识青年，才有可能争取一下遥不可及的大学梦。

1975年7月5日，高中毕业后的第4天，我就下乡了。出发那天，望着车上车下泪汪汪的人群，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但一想到上大学这个缥缈的梦想，我又有些兴奋。母亲不知道我的小心思，连连怪我心肠太硬。

我插队的地方是离我家200公里的一个小乡村。我先坐铁皮火车，然后转乘汽车，兴致勃勃地下了乡。乡下生活真是艰苦，东北夏天天亮得早，我们早上3点就要去上工，晚上八九点再收工。我每天困得连走在路上都能睡着。

我并没有因为上山下乡而获得大学的入场券。不过，令人激动的是，1977年，报纸、广播里飞出一条重大消息：高考要恢复了！

预考成绩全县第二

1976年夏天，县里的文工团来招人，发现我是为数不多的会拉小提琴的知青。尽管我下乡时间未满2年，还是被破格借调进文工团。

与偏远的小山村比起来，县里的信息灵通多了。这样，我比身边大多数人更早获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为了复习备考，我赶紧托人在县城里找了一套农村电工培训丛书。这套书的内容既多且杂，数学、物理、化学，什么知识都涉及。一看书，才发现自己不懂的东西太多了，心理压力陡然上升。

幸运的是，我请到了那位知青朋友做辅导。虽然白天排练、晚上演出，但相对来说，我的学习条件已经很不错了。

由于“文革”十年没有高考，1977年的报考人数有570万人之多，最终录取仅27万人左右，录取比例不足5%。黑龙江省也因为报考人数太多，在正式高考之前，先进行了一轮筛选预考。

我在筛选预考中成绩排到全县第二，第一名是一位大我十几岁的中学教师。成绩一出来，我成了单位和邻里关注的焦点，很多不认识的人都来请我帮他们复习。文工团还悄悄为我开起了“绿灯”，给我留出更多的复习时间。

后来我直接搬进哥哥家，主动把自己锁进房间，安心复习。哥哥大我三岁，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不论我提出什么需要，他都尽可能满足。考试那几天，他一直负责接送我。几年后，哥哥因病去世，我永远记得深冬时节他站在考场外等我出来的模样。

当周围环境把你高高举起，你也就很难举重若轻了。高考前，我渐渐有了一种心悬一线的压力。非常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在那段时间一直宽慰我。

走进考场，我发现考生的年龄参差不齐，叔叔辈、阿姨辈的人比比皆是。我想起父亲说的话：“十年的考生都聚在一起，竞争之激烈，比考状元还难。”

那年黑龙江省的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我想起夏天在《人民文学》上读到过冰心的一篇散文，于是我化用了其中的一句话：每当我唱起东方红，“纷至沓来的思潮，把我像一叶扁舟漂起在浩荡无边的感受大海之上……”

有趣的是，这篇作文让我成了一个“隐形的名人”。我们学校的很多老师都参与了高考阅卷，事后也常在私下议论考卷上的名句佳篇。我的作文是讨论的一大焦点，有人说通，有人说不通，还有人读出了一些特别的况味。当然，他们都不知道这是我写的。我就想，既然我的考卷给老师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没准我还真能考上。

在学习上有使不完的劲儿

收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正是春节期间，亲友邻居纷纷前来拜年道贺。这是我们家最最热闹美满的一个年——不光我金榜题名，我哥哥还添了一个孩子。哥哥说我是家里最有文化的人了，请我给孩子取名。于是，我用“杨春”这个名字来纪念1978年充满希望和欢乐的春天。

那年我们是3月份入学的，这也是祖国史上唯一一次。从78级开始大学就步入正轨，年年秋季开学了。当时我21岁，觉得自己年龄偏大，没想到入学后班上有些同学比我还大十几岁。因为同学之间年龄悬殊，我们常常互开玩笑，说谁应该坐在谁腿上叫叔叔。

当年水声专业是学校唯一的重点专业，授课老师都是从为数不多的教授、副教授中精挑细选的。老师们有大师风范，学生们则求知若渴。尽管吃穿朴素，大家却觉得在学习上有使不完的劲儿，晚上的熄灯时间也总是一拖再拖，总想再多学一会儿。至今还有老教授对我说：“77级的学生，是我这辈子带过的最好的学生！”

高考之前，我一句英语都不会，因为家在中苏边界上，只学过几句“缴枪不杀”之类的俄语。从接到通知书到开学前的一个月，我突击恶补了一些英语词汇，但比起城市来的同学，还是差距太大。开学不久就分了英语快慢班，我们这些被分到慢班的同学感到压力巨大。

我想起前几年读过的田中角荣（战后中日建交的时任日本首相）传记，其中提到他十天背下一本英语词典。于是我和很多同学也猛背英语词典。这个方法很有效果，但也有弊端，最后我们这帮人英语词汇量很大，发音却不够标准。后来再学第二外语时，我就吸取了教训，优化了学习方法。现在我讲日语，发音和词汇量都不错。

恩师之风，山高水长

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后来更名为哈尔滨工程大学，我在这里一待就是40年。大学时教导我的恩师，也是后来工作中帮扶我的同事。其间的深情厚谊，不是一两句能说尽的。

我的老师中，有水声泰斗杨士莪院士，也有新中国老一辈水声专家何祚镛教授、汤渭霖教授等。他们对我一生的做人治学影响极深。我常对人说，杨教授的睿智、何教授的精细、汤教授的简洁，我都学了一点，但都学得不到位。

我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也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每一项工作中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这绝不是客气话。

杨德森在某军港主持某型潜艇声呐声全息试验调试安装设备

我刚开始做矢量声呐时，遇到很大阻力，是杨士莪院士一直坚定地支持我。矢量声呐研究初期，曾有人直接对我说：“你做的这个矢量声呐，我根本看不出有什么优势。”我当时听了很憋气。杨院士对我说：“任何一个新东西出来，都会遭遇质疑，你别在意这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后来，矢量声呐技术在我国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和应用，被誉为一项革命性的技术，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矢量水听器技术及其应用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四年后，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直到这时，杨院士才告诉我：“当时别人向你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我都帮你记下来了，但我没把问题给你，是怕把你压倒了。”老先生对我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

做科研，一定有工作推进不下去的时候，大师能在关键时刻帮你顶住，把你推上去——过去我的老师们就是这样做的，现在这是我对学生的责任。

个人的幸福不可能脱离祖国

1999年，我到美国Woods Hole海洋研究所研修。所里有一艘很出名的实验船KNORR号。这是一艘隶属于美国海军，但是由Woods Hole海洋研究所使用的实验船，就停靠在我们工作的大院码头里，平时有军人在周围站岗。我一直很想去船上看看，我曾试探性地问当地华人：“我能不能上船？”得到回复是“你得打报告，但不一定能批准”。那时我就感觉到，在这里我永远只能站在栏杆之外，无法进入核心层。

因此，虽然身边很多人选择留在国外工作，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回国了。我深刻地意识到，一个人的幸福与成就，是不可能脱离祖国的。

改革开放后40年来，国家的变化天翻地覆。这其间个人的命运有沉有浮，但国家的车轮、历史的洪流一直滚滚向前。我想，中国近百年来无数有识之士追寻、探索和想要开辟的，应该就是这样一条路。

我们从那个年代走来，求学求知的艰辛在今天看来已经遥远。记得我们班有一个家在云南楚雄的同学，从他家到昆明就得走上一个星期，而从昆明到哈尔滨，最快的交通方式是坐火车到北京再转车，这又得走上一个星期。我们开学都差不多一个月了，才看到这个同学用瘦小的身躯挑着重重的担子，来学校报到。同学们都纷纷过去帮他扛行李。

如今的学生们生活条件好了，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多了，我的这些絮絮叨叨可能很难打动他们。但每年，我都苦口婆心地对学生们说：“你们来到哈尔滨工程大学，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学习环境、确定学习目标，了解整个国家的宏观规划。请你们把自己的发展同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迅速作好人生的长期和整体规划。”

国家的一个决定，影响的是整整好几代人。这些人又会反过来，用自己的成就回报国家。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相辅相成。我希望这一代年轻人，能充分珍惜时代和国家赋予的大好机会，用更辉煌的成绩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