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妈妈告诉我，姥姥家正要重新装修。我愣了一下，随即平淡地抬头“哦”了一句。

意料之中，情理之中，没什么好惊讶的。老旧的公房在主人的关照下维持着不慌不忙的静好，但墙面、水管、暖气片无一不透露着年深日久的疲态——即使它们的维修更换周期并不太长。今年不同的是，随着硬件设施的翻新，姥姥终于决定把家具也换上一遍。而我那一闪而过的愣怔，大概就是潜意识开始了回忆。说来有趣，许多人对于过分活泼的幼年回忆，往往和这些落后于时代的长久岁月相连——城市小孩的那段记忆就来源于高大的木衣橱、暗色老式皮沙发和带书架的庞大组合柜。老家具有着独特的宽厚而安稳的气息，深色木质，质朴板正。

既然家具搭载了这样绵长的意义，换掉它们似乎理所应当地平添惆怅，可我检视那一瞬的怀想，却只发现了一种“道别”的温柔。种种物象都温和沉默，观之可亲，而今它们在静静观察了几十年的日新月异后缓缓起身，像是看了一局好棋的大爷心满意足地归家去了。这样的感情平缓和煦，大概是因为我并不抗拒“变迁”。我们时时刻刻经历着变化，而在我有限的十几年里，时光如同排列的琴键，“变化”在其上跳跃向前，节奏明快，步履和谐。生活总是越来越好的——曾作为“怡然自乐”的垂髫稚子，这份坦然的安全感或许根植在我最初对世界的感触中。

而姥姥似乎没有这种微妙的仪式感，只是接受着一种设定。我眼里，姥姥总是疏于“仪式感”的，物件有且仅有其使用价值，而绝无以承载回忆来保存的幸运资格。家是这样，所以才懒于更新换代，就像她懒于学习怎么使用智能手机，在潮流中别有一番“我自岿然不动”的淡定。而今年，她突然主动地问起了我微信的使用方法，然后在换暖气管的时候提出，要“顺便”刷了墙换了家具。我很惊讶，但并不算诧异：就像姥姥要我在她手机里下载的歌依旧是《追寻》和《鸿雁》，只不过换了不到三十岁的年轻歌手的新版本，听说来源于邻居老友的介绍。所以我们的歌单突然有了共同之处。姥姥和她的朋友们，既不追赶潮流，却也不像人们惯常以为的“脱离了时代”。时代在昂扬地向前，他们也以自己的步调悠然前进，不疾不徐。

翻修自有专业人员上门，而我的工作只是收拾。衣柜、书架、橱柜，分拣它们的内容，然后给它们安排进崭新的居所。而这项工作中总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像是杂乱无章的时空片段，在某个被“如今”遗忘的角落里悄悄聚会——比如我小时候随手乱放的笔记，比如九十年代女大学生珍重收藏的一大盒信，比如一封七八十年代的委任书，比如一个画着金色天平的制服腰带搭扣。

“呀，这可得给我好好留着！”姥姥说。我颇好奇地看那份难得的、被点名留下的“纪念品”：窄窄的两三折铜版纸，白底红字，翻开后是书写体打印的“任命为审判委员会审判员”等等字样。说来惭愧，我几乎不曾切实地意识到姥姥作为“我的姥姥”之前，她的少年、青年、中年，以及她的事业和理想。我知道姥姥是法官，很小就知道，可这个信息除了让年幼的我隐隐骄傲之外，却好像没有别的意义。

而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姥姥作为“理想思维”的忠实拥趸，也有着“纪念”的情怀和信仰。她并不感性，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并未给她以培养“仪式感”的土壤。但这份标明了1983年的任命书却能跨越三十多年的时光，平整如新。姥姥平时极少提及当年，我却忽然想起之前看新闻时的一幕：电视上主播说着我已熟悉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而姥姥突然说，说得真好。

我忽然想起她们的事业，想起我一直忽略的，“另一面”的母亲。

后来的故事里，妈妈继承了姥姥的事业，成为了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官。小时候的我，曾在她对着一本本案卷加班的时候费解，问她当年为什么选择了这份工作，然后得到了一个以玩笑的语气叙述的答案：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执正义之锤啊。

我意外地记得清楚。小时候的我在笑，因为这句话太一丝不苟，反而像个一本正经的玩笑。而长大的我突然回想起这个片段，又想起了政治课上反复背诵过的、很熟悉的那些语句来——“依法治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时代大潮汹涌奔腾，新中国走过了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的七十年。正是无数前辈的青春与汗水，汇成了奔向星辰大海的磅礴江河。而当记忆中的小小片段和熟稔于心的光辉伟大有了这样奇妙的交集，就像是突然触碰到了一滴水。感受到了水的存在，才更真切地意识到传说中的星辰大海，不是“幻光”，而是前方。

就在这个瞬间，一向自认为浪漫的我，突然因使命与信仰而涌起了真实的热血与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