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作为中国传统祭祀节日，既是祭奠逝去亲人的日子，又是缅怀革命先烈的日子。

清明时节的北京陶然亭，少了一份喧闹，多了一份肃穆，人们手捧菊花在高君宇、石评梅的墓前肃立。肠断心碎泪成冰的红色绝唱，在春风里又如歌如泣般地响起。

高君宇、石评梅既是坚守“冰雪友谊”的红颜知已，又是向往革命成功的红色恋人，更是为唤醒民众不惜付出生命的革命伴侣。陶然亭是滋育其爱情的温床，又是埋葬其爱情的墓穴。苍天未能成就他们于当时，历史却成就他们于千古。高君宇、石评梅刻骨铭心的红色恋情，令人肃然起敬又潸然泪下。

石评梅，萎谢在萧瑟秋风里的蓓蕾。石评梅（1902－1928）系山西省平定县人。乳名心珠，学名汝壁。因爱慕梅花之坚贞俏丽，自取笔名石评梅。石评梅是中国现代女作家中生命最短暂的一位。她同高君宇的爱情，使其短暂的人生变得更加美丽而痛苦。石评梅因与高君宇同乡而结识，因志趣相投而相互爱慕。高君宇以红叶题诗向其示爱。石评梅因心灵的创伤尚未平复，以“枯萎的花蓝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婉拒，将自己的情感深深掩埋于心底。1925年，高君宇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这令石评梅痛悔交加，责问自己，天辛（石评梅唤高君宇为“天辛”）那“柔情似水，为什么不能温暖了我心如铁”？按照高君宇的遗愿，石评梅将其安葬在他们生前经常漫步谈心的陶然亭。石评梅手书碑文：“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慧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高君宇死后，石评梅以透支生命的方式排解内心的悲苦，写下了无比凄美的断肠文字：“在落雪天里，独自趋车去陶然亭，踏雪过小桥，来到君宇墓前，抱着墓碑，低低呼唤，热泪融化了身畔的雪；临走时，还用手在雪罩的石桌上写下‘我来了’三个字，才决然离去”。

高君宇，亦殉革命亦徇情的革命志士。高君宇(1896-1925)系山西省静乐县人。作为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深受李大钊器重。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全国最早的58名党员之一，还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任孙中山的政治秘书。在平定反动商团叛乱时，虽负伤仍坚持战斗直至胜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高君宇随同孙中山抵京。广州的战斗生活，长期的紧张劳累，使其身体状况愈发孱弱。1925年3月1日，在参与筹备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际，其突患急性阑尾炎，经抢救无效，于3月6日病逝，年仅29岁。高君宇对陶然亭情有独钟。陶然亭建于清康熙年间，从清末到民初就是仁人志士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高君宇和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人曾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商讨中国革命前途，也和石评梅经常在此漫步。1928年9月，年仅26岁的石评梅因悲伤过度，在泣血哀吟中走完短暂的一生，亦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石评梅被安葬在高君宇墓旁。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邓颖超几度到陶然亭的墓前凭吊。邓颖超说：“我和恩来对君宇和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对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1965年6月，周恩来在审批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特别强调要保存“高石之墓”。周恩来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

石评梅，带着无穷的思爱与无尽的遗恨撒手人寰的薄命才女。她的生命虽然短促，创作生涯仅有6年，但诗歌、小说、评论无不驾轻就熟，但最成功的还是散文。她以浓烈的情感铸入冷艳的文字，字里行间无不弥漫着清灵、凄美与忧伤。读大学时，我曾对石评梅的散文有过“以孤篇压当代”的感慨。《石评梅散文选集》是图书馆里的热门书，迄今对“到阅览室时，书正被别人翻阅。过一会就去书架上找，看书是否被放回来了”的情景仍记忆犹新。1997年秋季的一天，利用公出的间隙，在迫近黄昏之时，我去陶然亭凭吊了“高石之墓”。还记得，那天天很高、云很淡，残阳映着墓碑前那一束束的黄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