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逃难途中

难以磨灭的逃难印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黑云压城，日军的触角很快伸到了广大华北地区。杨廷宝当时承接的大部分工程在南京和上海，所以并不在北平。形势危急，邮路断绝，陈法青联系不到远在上海的丈夫，果断决定带着五个子女逃回南阳。她一面设法联系丈夫，一面特地找人打了两口大铁皮箱，将丈夫的重要书籍、画卷、资料、孩子们的图书装入箱中。在家中两位雇工的帮助下，与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人一起南逃，先经天津坐海船到青岛，又多次换乘火车,经济南、徐州、郑州，到达许昌后，始与杨廷宝相遇。梁家、刘家赶往长沙，先行南下而去。杨家一路颠沛流离，终于辗转回到南阳老家。

虽然杨士莪当时年纪尚小，但是一路上的艰辛和车船劳顿，时刻担心失散而紧追亲人不舍的恐惧感，以及亲见日本兵的蛮横、伪军的贪婪，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关于逃难的难以磨灭的印象。

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一路上惊恐劳顿的一家人已无心情欣赏故乡“秋日田亩金黄成片，悠闲老牛树下反嚼”的美景。国家命运前途未卜，“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悲戚，让在战火中欣喜相聚的杨家人，别有一番滋味。

还没等杨家人在南阳站稳脚跟，战火就蔓延到了河南。1938年6月，河南省会开封落入敌手。见南阳也成危城，杨士莪又随全家搬到偏远的内乡县马山口镇秦家寨赁屋而居。

山村启蒙

在艰难奔波的逃难途中，一大箱孩子们的图书始终被不离不弃地携带着，这其中包括历史故事、科普读物、小学教材、文学作品等。在秦家寨居住期间，杨士莪不断翻阅这些书籍。这些书不但初步地培养了他的民族感情，也激发了他对中国文学和历史的兴趣。数十年后，他仍能对当时一些书中内容如数家珍，例如其中一套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少年科学丛书》，以通俗浅显的语言,向少年读者介绍自然科学知识。有一本由索非著的《人体旅行记》，讲述一个顽皮的小男孩用气枪打落石臼边上的小石粒，无意间将其随米饭一起吃掉，通过小石粒和其他食物经历消化系统各个环节的经历，介绍了人体不同消化器官的功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让杨士莪如今忆及，仍觉颇有趣味。他时常到祖父的房间去玩。祖父的桌上有一本厚厚的“大书”，讲的是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的变迁，杨士莪常爱翻看，因而也认识了若干甲骨文、篆字等不同的汉字形态。他曾在受访时说：“我在秦家寨避难时，老去翻爷爷的书，直到现在对于一些甲骨文我还能认识。我尤其喜欢科普读物和历史故事，这些书成了我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好的启蒙读物。”

闭塞的乡村中只有一所半私塾式的小学，教学方法和内容很落后。为了不耽误孩子们学习，母亲师范学校毕业的教育背景和家教经历，使她能按照“复式教学法”，将五个孩子分成不同年级，教授普通小学中的常设科目。每天上午学习，下午则由孩子们自由嬉戏，或由姑姑教唱抗日歌曲。年纪稍长一点的大姐士英和大哥士莪任“班长”。有一次上课，二弟士芹忽然大哭，大人一问原因，原来是尿裤子了。问他为什么不到厕所，他回答说：“大哥规定几点几分才准尿。”一丝不苟地守规矩可见一斑。

杨士莪在母亲的教育下，语文学习“四书”及《古文观止》中的文章，数学学习四则运算和应用题，英语学完了明明小学一到三年级的英文教材。淘气好动的他不爱背四书五经，就跟母亲发牢骚说“太枯燥了”。“枯燥？喝两碗水就不枯燥了！”母亲生气时说的这句话让他记忆犹新。

“现在回忆起来，对于母亲当时让我学这些古书是很感谢的，让我有机会从小接触国学，对后来的成长也很有好处。”杨士莪说。在他家中，至今保留着他上小学时的生字本，纸张已泛黄却保存完好，一笔一划的字迹里，泛出了母亲的影子，慈祥而有远见，仿若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两年多的逃难生活并没有耽误杨士莪姐弟的学业，他们反而在父母有针对性的“因材施教”下，提前完成了各自学业，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并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战火中的宁静

战火中的宁静弥足珍贵。闲暇时，杨士莪兄弟或在祖父的带领下在默河之滨游泳，或登高眺望巍峨连绵的八百里伏牛山。祖父曾写诗记述此间生活：

大乱终须避，乐土何处寻？携眷向西去，仆仆劳风尘。菊潭觅桃源，停车始问津。此寨有望族，比户皆称秦。刈茅先补漏，筑室与为邻。和合常来往，酬酢分主宾。最喜乡谊厚，颇觉风俗淳。有无原可通，情意亦相亲。闲游马山麓，偶浴默水滨。杨柳环沙堤，花草铺锦茵。年丰才是乐，书多不算贫。晚节嫌迟暮，久屈欲早伸……字里行间流淌着一代知识分子对家国的希望和信心。当他听到抗日前线传来捷报，倍感兴奋与欣慰，欣然写下：

万物纷纭天地间，方知松柏耐岁寒。樗材偷生岩穴下，欣随桃李仰高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内迁入川，立重庆为陪都。基泰工程司将总部迁往重庆。1939年，杨廷宝受邀只身至渝。1940年春天，杨士莪的大姐杨士英该升初中了，为了不耽误孩子的教育，杨氏夫妇决定举家再迁，奔赴战时文化教育资源集中的重庆。

第二章 少年励志

第一节 不屈之城

歌乐山上的“抗战房”

1937年，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随后沿长江一线直逼首都南京，形势十分危急,国民政府宣布“移驻”重庆,并宣示抗战到底的决心,重庆随即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1940年春天，杨家从内乡，经湖北老汉口、宜昌等地，终抵重庆。重庆因人口猛增数倍，住房极度紧张。杨廷宝夫妇将家安顿在了歌乐山虾蟆石十号。歌乐山远离重庆市中心，因大禹治水，“会诸侯于涂山，召众宾歌乐于此”而得名。山上松柏苍翠、林壑幽美，“半山烟云半山松”成了战时躲避空袭的最好掩护,因而被国民党政府规划为“防空疏散区”。

20世纪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中后期，歌乐山上聚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数百处军政要员住宅、各界名流公馆及政府办公场所。文化界的郭沫若、冰心、臧克家等都曾寓居于此。山上寺庙的客房里，租住满了难民家庭。杨家住的是一座用竹篱笆糊泥搭盖的二层简易房。这种用竹木架、篾席等捆绑出来的简易房被称作“抗战房”，它们能在一夜之间被炸光，也可被迅速重建。山上没水，生活用水要到山下的水塘挑取，山路崎岖难行，挑到家里的水更显珍贵。因而杨士莪最喜欢下雨，一到下雨时就赶紧把桶、盆放到屋檐下接雨水，倒进自制的“过滤器”——上下叠放的两个缸，在上面的缸里依次铺有细沙、石子、棕榈叶，雨水过滤到下面的缸里，烧开后饮用。

杨家到重庆前，日军已经对重庆进行了两年无区别、无限制的狂轰滥炸。为了躲警报,杨家与邻居在离家20米处合修了一个防空洞。飞机来时，家人躲到防空洞里去了，胆大淘气的杨士莪就与弟弟们留在山上，看那轰炸机尖叫着丢下闪光的炸弹，还发现了日机的投弹规律，多年后他回忆起当时情景，仍历历在目：“一架侦察机先从头顶上飞来，尾巴后头拖着烟，到了一定位置将烟关掉，然后又到另一个位置放烟，此间的空白就是让轰炸机在这投弹。果然，随后飞来的轰炸机尖叫着丢下一串串闪光的炸弹。有时就在我们头顶向下投弹，不过虽然在我们头顶上扔，但炸弹是抛物线落下的，所以真正落地就不是我们这儿了。”

频繁从天而降的炸弹，将包括杨家在内的重庆人民的生活蒙上了一层战战兢兢的阴影。“从此无心对明月，但求浓雾锁长空”，成了当时人们惊恐心情的写照。

歌乐山下的小学校

1940年秋天，杨士莪插班进入歌乐山下“高店镇中心小学”五年级学习。这所六年制小学始建于1925年，整个学校有二三百人。杨士莪与冰心之子吴平、国民党高级将领王耀武之子王志林等是同学。他还曾到吴平家——冰心在歌乐山的寓所“潜庐”做客。后来杨士莪学到语文课文里冰心的散文《笑》时，总会想起冰心阿姨那微微、慈爱的笑。良好的启蒙教育让杨士莪在这所小学如鱼得水，每次考试都稳居第一的“宝座”。尽管有点淘气，但班主任王鹏飞老师对这个聪明伶俐的插班生格外喜爱，毕业时以照片相赠留念。

校园边有一棵很大的黄桷树，至今仍枝繁叶茂。黄桷树生命力顽强，根须深深扎进石缝里，忍高温，耐潮湿，昂首挺立。这种树作为一种精神象征，意味着即使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段岁月，人们也绝不向苦难低头的决心。正像冰心对当时情形所描述的：人们是疲乏，却不颓废，是痛苦，却不悲哀，人们沉静地负起了时代的使命，向着同一的信念和希望迈进……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美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重庆街头响起了报童“特大号外”的呼叫声和表示喜庆的鞭炮声。同一天，日本的首都东京也陷入偷袭成功的狂喜之中，民众涌上街头，欢庆胜利。两个敌对交战国的都城，在同一时刻为同一件战事欢欣鼓舞，这恐怕要算古今一大奇观。不久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珍珠港事件大大加速日本必败的命运，但日本被自己巨大的野心吞噬，也许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依然疯狂地将轰炸机群派往重庆。

这是一座“不屈之城”。飞机在高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在炸毁的残垣断壁上，用硕大的黑字写着“愈炸愈强”；杨士莪还记得当时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个“轰炸东京”的菜名,用蘑菇汤倒入炸酥的锅巴里,发出一阵“滋滋”的声响。学生考试时，考生们在空袭警报中临时躲进防空洞，警报解除后继续在试卷上认真作答，时年十岁的杨士莪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