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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荐读：《以“做一流的事”驱动一流学科建设——访中科院院士、浙江大学陈云敏教授》

推荐人：郑大新

推荐理由：对于一所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从何切入？对于广大师生，一流学科建设从哪儿干起？中科院院士、浙江大学工学部主任陈云敏教授近日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访谈中，用“做一流的事”对此进行回答。浙江大学工程类专业名列世界第四位，浙大当下正在梳理优势学科的发展历程，以剖析学科生长过程的共性、核心问题。陈教授以“做一流的事”为题，阐释了自己对于学科发展价值导向以及成长链条的见解。厘清什么是“一流的事”，怎样做“一流的事”，对于我校提升特色学科建设水平应有启迪。

记者：从学科整体发展来看，应该如何看待国际大学排行榜？

陈云敏：目前国际上有几个主要的大学和学科排行榜。我认为，学校没有必要过于在意排行榜上的指标，而是应该实实在在地去提升学科的真水平。我们应该花点时间去思考什么叫“一流”。当然，如果我们在思考和讨论事情的时候，只着眼于争资源，那是“土豪”模式，并不可持续。我很认同清华大学的想法法，他们提出，要争一流，首先要有一流的管理人员，管理决策层的水平上去了，学科整体的水平也会上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记者：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发布的排行榜上，浙江大学2014年的排名是第八，2015年是第四，这说明浙江大学的工程学科发展很快。有何经验可以分享？

陈云敏：浙大工科目前的排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发展与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有联系的。浙大工科最早可以追溯到创办于1911年的浙江高等工业学堂。1927年，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成立，相关的工程学科改组后成为工学院，下设航空系、机械系、土木系、化工系和电机系，各系下面有不同的分组。之后，在西迁办学时期、1952年院系调整以及“四校合并”后的各个发展阶段，工程学科都在发展，并且在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最近，我们工学部的9个院系正在对学科发展历史进行梳理，梳理的最终目标是要回答几个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浙大的工程学科究竟做了什么？对当时的工程技术科学的贡献是什么？有哪些先进的仪器、测试方法是浙江大学提出来？这样的挖掘和梳理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每个院系都不清楚自己的家底，不清楚自己的前辈曾经做了哪些“一流的事”，我们也就不会清楚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究竟是怎么样的。只有了解这些历史，我们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思考工学的精神财富是什么，并形成当下学科发展的价值导向。

记者：您怎样定义学科“一流的事”？

陈云敏：在这方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一直是我们推崇的典范。诺贝尔奖到目前为止颁出了800多个，来自麻省理工的获奖者就有80多个，占到十分之一。要知道，麻省理工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学校，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得到那么多诺贝尔奖，说明它的基础研究做得也非常卓越。同时，麻省理工在工业界有很强的影响力，全球有800多家一流企业都与麻省理工有紧密合作。

麻省理工做了很多“一流的事”。比如，青霉素的首次化学合成、阿波罗空间计划惯性导航系统、高速摄影、微波雷达、磁芯存储器、生物医学假肢器官等。这些所谓人类历史上“第一”的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一是有非常强的社会需求。二是解决了重大的科学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两点理解为是所有的“一流的事”的两个属性。当一项科学技术的发明能把社会的需求与重大科学问题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件 “一流的事”。

记者：这对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学科有什么启发？

陈云敏：关于怎样建设世界一流的工程学科，我们提出的目标就是要“做一流的事”。围绕这一目标，学科的管理体制、师资建设、评价方式、课程设置等方面都必须进行探究与改革。

比如管理体制，当我们在讲从数量转向内涵发展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校的决策体系是不是完备。每一个一级学科，它下面都有二级学科或者研究方向。这其中有几个方向能做到世界一流，这个学科就是世界一流了。管理决策层应该清楚这一点。学科要发展到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管理体制的建设是很重要的一环。只有拥有这样的理念，学科才能慢慢迈向一流。

记者：“做一流的事”必然需要一流的师资。当前师资队伍建设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怎样应对这样的挑战？

陈云敏：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我们难以引进一流的教师，而是我们能否为引进的教师创设一片小环境，让他们能安安静静地做学问，能扎根往正确的方向走。

引进来的花谢了，是很可惜的。所以我期待更为科学化的人才引进方式。比如，要从学科自身发展的角度考虑人才队伍的架构，考虑清楚学科需要什么方向的新鲜血液；新人加入之后要为其提供充足的支持；并且要做到有所侧重，避免不同学科之间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在拼“量”的时期是有优势的，它能调动每个“细胞”的活力，但当拼“质”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记者：学术评价方式有何变化？怎么全面评价教师的成果？

陈云敏：我们建议教师在对个人学术成果的阐述中，把解决科学问题和解决技术问题连贯起来。在价值导向上，要引导教师既关注重大科学问题，又考虑对接社会需求，把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工程应用形成一条线。

过去评职称主要看申报材料中发了多少文章、有多少个发明专利、得过几个奖项等。论文体现的是基础研究，专利体现的技术研发，获奖情况则能反映出工程应用的情况。但是这三个要素有可能错位。所以我们提出，在递交教授评审材料时，除了这些指标性的素材之外，还建议教师把“主要学术成绩、贡献、创新点及其科学价值或社会意义”写成一个3000字以内的“科学故事”，用文学来描述其成果。通过文字表述出所做的这件事既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又有以这些科学原理为基础，做了技术上的发明和改造，然后又解决了工程实际问题。这样，评委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教师的研究状态，是不是形成了一条线。

这样的导向慢慢被教师接受了，他们就会在日常选课题、做研究时体现出这样的理念。我相信，客观来说，这是符合学术健康发展规律的。“一流的事”一定是原创性的。我们不能够拘泥于把技术问题解决了，而是要知道这个问题背后的最根本的科学问题是什么。把科学原理解决之后再去做技术，对技术的认识就会更深，做得就会更精细、更完美。

记者：在培养学科未来人才方面，怎样体现“做一流的事”的导向？

陈云敏：我曾读到过一个故事：有一项任务是测一座塔的高度。麻省理工的学生马上驾着梯子去测到了高度；普林斯顿的学生首先去证明塔是否存在，存在才有高度；而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同学则给了管塔的人10美元，就问到了塔的高度。这个故事是在说，不同学科培养的人才，应具有不同的属性与特征。

工程教育就是培养踏踏实实去“测塔高度”的人，当然，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要会“测塔高度”，而是要适应各种工程需要。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人的履历，特别是履历中所接受的课程教育，能够很直接地体现他的“属性”。因此，清晰地梳理工程教育中课程体系的层次是非常重要的。工科学生课程体系应该有三个层次：第一，作为大学生的课程；第二，作为工程学科学生的课程；第三，工科具体专业的课程。其中，第二个层次是非常重要的。在课程体系设计中，我们要认真考虑哪些是工程学科学生必须掌握的“通识”。学生少学一门专业课关系不大，日后他可以在工作和学习中弥补；但如果没学过电路设计这一类型的“工科通识课”，后面就很难补，他在知识结构上就缺了一块，这样的人才就是有缺陷的，将来想成为大师是很难的。

学科要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它培养的人也一样。这种适应性恰好就体现了一流大学的特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在课程设置上体现这种前瞻性。所谓一流大学，不仅教师研究的课题是前沿的，它的教学计划也必须是一流的。因为教学计划决定了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和毕业生的“属性”，它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