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水木清华

1947年仲秋的一天，位于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迎来了一位行色匆匆的“新人”。在这里，杨士莪遇到了诸多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比如一同考入理学院物理系的周光召、陈遂等，他带着初入清华园的新奇和对知识的渴求，开始了大学生活。

杨士莪入学时，正是梅贻琦任校长的第十六个年头。梅贻琦有一套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中倡导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学术自由，将这三者作为他治校方略的“三驾马车”。他的教育实践活动及教育理论和主张，为杨士莪等学子的成长带来了巨大影响。

“教授治校”旨在使每位教职工发挥最大潜能。杨士莪在校学习时，朱自清、叶企孙、张奚若、钱钟书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汇聚于此，无论就其资质还是集中程度来说，都在国内首屈一指。教师的人格和学术精神，通过日常生活、学术研究体现出来的对学术、文化、人生的态度，对学生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校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与广延名师相结合，尤其注重爱国主义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这些高水平的教师对学生的学术发展、人生道路走向等往往有高屋建瓴的见解，对学生的指导意义是终其一生的。杨士莪浸润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格得以健全发展，人生观、价值观日趋成熟。

学校实行“通才教育”。先有宽博的素质，以此为基础突显专门，这种“通才教育”的办学理念，强调基础教育的厚实，重视基本概念与科学思维，提倡培养基础科学扎实、知识面广博，综合适应能力较强的人才。选修与必修课程尽量文理渗透，以使学生兼受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熏陶，基础宽厚，思维开阔，可触类旁通，有利于深造。

对于必修的专业基础课或通识课，一般由教学经验丰富的知名教授来讲授，青年教师一般只能开专题式选修课。特别是一个学科的概论课，往往涉及的范围广、内容多、系统性强，需要深入浅出地讲解，以使学生对所学专业有宏观认识，迅速而准确地明确发展方向和目标，如果不是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教授则难以驾驭。有时一门相同的课程，由两三个教师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像“唱对台戏”一样，起着互相促进的作用。

叶企孙是杨士莪非常敬重的教授之一。作为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创建者，他将“通才教育”思想贯彻得非常彻底，不但要求学生上好本系的必修课、选修其他系的课，而且强调要学好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课。同时要求教师本身作出榜样——他在清华任教时几乎讲过物理系的所有主课。

杨士莪有幸跃入烟波浩渺的知识海洋，除了物理系的课程外，因为对数学“痴心不改”，他选修了数学系实变函数等课程；为了在实践中增强动手能力，他选修了化学系的分析化学，做了很多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实验；为了增加交叉学科的知识，他选修了化工系的物理化学等课程，这些课程为他打牢了坚实的理工基础。“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对历史颇感兴趣的他选修过明史；曾作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德国科技发达，他选修德语作为第二外语，以期掌握语言工具追踪最新科学发展走向……

“通才教育”的理念及“通才”教师们更广阔的视野、更全面的知识为物理系学子拓宽未来涉足的科学技术领域，甚至开拓很多高新技术领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杨士莪后来初登杏坛时，根据工作需要，多次改变讲授的课程及专业，多门课程此前并未接触，他都能够从头开始、从容转换。他后来被派往苏联进修，回国后利用所学，参与建设中国的水声科学研究事业，创建我国第一个理工结合的综合性水声工程专业，在科研上作出诸多从无到有的开创性工作，都可追根溯源，找到“通才教育”在他身上打下的深刻印记。他的人生实践也再次证明，科学发展的规律是各学科既高度分化又相互渗透融合，只有具备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又深谙社会科学人文精神，才能更加适应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才能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获取新的研究成果。

学校倡导“学术自由”。对于大学生活，杨士莪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自由”。学校鼓励师生对问题有独立的看法，得出自由的见解，鼓励学生自学。在这样的氛围中，师生们在学术上自由探讨的风气非常盛行。

杨士莪最重要的求学历程之一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由度最大的环境中完成的，而他的创造力、自主学习的能力也在那时得以极大开发。

据说那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物理系更是如此，强调“重质不重量”，以要求严格闻名。从入学到毕业，物理系淘汰率一般在50%以上，个别年份竟高达80%。学生报考大学时考取了物理系，只能算是“准物理系”学生，只有当大一期末测试时，数学和物理都在75分以上的学生，方有资格真正进入该系学习。其余不合格者，可在其他院系中“任选”专业继续学习，因而物理系对学生的选择是优中选优，也比其他院系更为强调学生的“天赋”。

按照惯例，大一上学期有一次难度较大的“普通物理”测试，意在给新生一个下马威，督促并告诫学生知耻后勇，学海无涯。在那次考试中，杨士莪、周光召等均未及格，这让他们对未来学习不敢掉以轻心。

由于物理系的严格要求，使杨士莪对学业不敢松懈，顺利通过大一的期末考试，正式成为物理系的一员。而与杨士莪一同入系的五十余人中，大一之后，即有20%多的学生转入其他院系。到毕业时，全班只剩下20余人，由此可见严格的择生标准和淘汰制度。

在当时条件最好的知识殿堂里，有太多东西使杨士莪想要一探究竟。图书馆、实验室、科学知识对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甚至一度决定再延迟毕业一年，以便能选修更多课程，聆听更多名师教诲。这个想法终因国家局势与政治形势的变化，未能实现。

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中，清华不可能成为宁静的港湾，而是直接充当了历史表演的大舞台。从五四运动的生力军到“一二·九”运动的中坚，从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抗日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到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里的“小解放区”，清华地下党的势力发展很快。杨士莪的室友陈遂、孙骆生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国民主青年先锋队。杨士莪有时也会拿来共产党的宣传册翻阅，作为对时事了解和扩充知识的渠道。

1948年学生会出版的《清华介绍》中这样写道：“从学校里的生活、训练到社会上的作风、操守，清华人所执的是民主、自由、进步、实干、独立的精神。”

在这样的氛围中，杨士莪如鱼得水、自在生长，人格健全发展，人生理念日益完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