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森

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初进入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水声工程系学习。现任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曾任哈尔滨工程大学副校长兼校研究生院院长。作为水声方面的资深专家，长期从事水中目标特性分析和识别研究，水下结构减振降噪技术研究，声纳系统环境特性的研究，水中目标噪声特性测量与分析研究，水下结构振动与声辐射的相似性研究，是国内最先从事矢量水听器技术研究的专家之一。先后承担过几十项国家重点预研科研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3项，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4项，发表专著2部，学术论文170余篇。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全国创先争优奖。是党的十九大代表，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大学毕业照（第三排左起第十二位是杨德森）

1978年，我被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现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工程系录取。

后来听说我们班30个学生，只有我是主动填报了这个专业。

常有人问我：“你这个农村孩子，怎么会知道水声学呢？”

这里面还真有个故事。

我从小就喜欢读杂书。有一篇科普小说写道，日本军国主义建造了一座海下城堡，偷偷开发杀人武器，被我国科学家用声呐探测到了，一举摧毁。

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把“声呐”这个词刻进了我的脑海。

转眼间，我在水声领域工作40年了，我很庆幸自己懵懂之间选择了一个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的领域，找到了奋斗一生并为之骄傲的事业。

知青朋友让我有了大学梦

我出生在黑龙江省穆棱县，从小就是个爱玩爱闹的淘小子，但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小学三年级时，正是国家抗美援越，我写了一篇作文《给越南小朋友的一封信》，被老师评为范文，在学校大会上当众宣读。

老爸听说了我的“英雄事迹”，非常高兴，破例买肉给我包饺子吃。

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来了。

我年纪小，什么都不懂，以为这只是大人的事儿，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1972年邓小平复出，老师们重新开始抓教育，我才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但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

真正给我带来影响的，是一对来建设北大荒的知青。

一位是来自北京医学院的大学生，在这边当乡镇医生；一位是女中学毕业生，给我们当老师。

当时我父亲是当地卫生局长，所以我家与他们打交道比较多。他们让我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我越来越喜欢和他们一起玩，听他们讲大学是什么样的，讲教授们在讲台上授课的风采，讲学生们在校园里学习的氛围。

一起爬山时，他们问我：“为什么爬山要哈腰呢？”

我就回答：“因为身体重心要移动。”

一起剥葱时，他们又问：“为什么会流眼泪呢？”

我就回答：“因为大葱的分子进了眼睛。”

每当这时，他们总会笑道：“你答得不全对，但已经很不错了。”

从那时起，我对大学有了无限的关注和向往。

按当时的政策，只有工农兵可以被推荐上大学，我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条件，发现基本只有下乡成为知识青年，才有可能争取一下遥不可及的大学梦。

1975年7月5日，高中毕业后的第4天，我就下乡了。

出发那天，望着车上车下泪汪汪的人群，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但是一想到上大学这个飘渺的梦想，我又有些兴奋。

母亲不知道我的小心思，连连怪我心肠太硬。

我插队的地方是离我家200公里的一个小乡村。

我先坐铁皮火车，然后转乘汽车，兴致勃勃地下了乡，成了一名知识青年。

我马上发现乡下生活真是艰苦，东北夏天天亮得早，我们早上3点就要去上工，晚上8、9点再收工。我每天困得呀，走在路上都能睡着。

我并没有因为上山下乡而获得大学的入场券。1977年，报纸、广播里飞出一条重大消息：高考要恢复了！

预考成绩全县第二

1976年夏天，县里的文工团来招人，发现我是为数不多的会拉小提琴的知青。所以尽管我下乡时间未满2年，还是被破格借调进文工团。

与那个偏远的小山村比起来，县里的信息简直太灵通了。这样，我比身边大多数人更早获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当我准备复习备考时，手里却什么资料都没有。我赶紧托人在县城里找了一套农村电工培训丛书。

这套书的内容既多且杂，数学、物理、化学，什么知识都涉及。一看书，我发现自己不懂的东西太多了，心理压力陡然上升。

幸运的是，我请到了当年那位知青朋友做辅导。虽然白天排练、晚上演出，但我的学习条件已经很不错了。

由于“文革”十年没有高考，1977年的报考人数有570万人之众，最终录取仅27万人左右，录取比例不足5%。

黑龙江省也因为报考人数太多，在正式高考之前，进行了一轮筛选预考，这也是国家历史上少有的。

我在筛选预考中成绩排到全县第二，第一名是一位比我大十几岁的中学教师。

1977年高考初试准考证

成绩一出来，我成了单位和家庭关注的焦点，很多不认识的人都来请我帮他们复习备考。文工团还悄悄开起了绿灯，给我留出更多的复习时间。

我直接搬进哥哥家，主动把自己锁进房间，安心复习。

哥哥大我三岁，对我人生影响很大。不论我提出什么需要，他都尽可能满足。考试那几天，他一直负责接送我。

几年后，哥哥因病去世，我永远记得深冬时节，他站在考场外等我出来的样子。

当周围环境把你高高举起，你也就很难举重若轻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心血投注于高考，我渐渐有了一种心悬一线的压力。

非常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在那段时间一直宽慰我。

我走上考场，考生的年龄参差不齐，叔叔辈、阿姨辈的人比比皆是。我想起父亲说的话：“十年的考生都聚在一起，竞争之激烈，比考状元还难。”

那年黑龙江省的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

我想起夏天在《人民文学》上读到过冰心的那篇散文。于是我化用了其中的一句话：每当我唱起东方红，“纷至沓来的思潮，把我象一叶扁舟飘起在浩荡无边的感受大海之上……”

有趣的是，这篇作文让我成了一个“隐形”的名人。

我们学校的很多老师都参与了高考阅卷，也常在私下议论考卷上的名句佳篇。我的作文是讨论的一大焦点，有人说通，有人说不通，还有人读出了一些特别的况味。

当然，他们都不知道这是我写的。我就想，既然我的考卷给老师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没准我还真能考上。

我们在学习上有使不完的劲儿

收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正是春节期间，亲友邻居纷纷前来拜年道贺。

这是我们家最最热闹美满的一个年——不光我金榜题名，我哥哥还添了一个孩子。

哥哥说我是家里最有文化的人了，请我给孩子取名。于是，我用“杨春”这个名字来纪念1978年充满希望和欢乐的春天。

跟后来的历届大学生都不一样，我们是3月份入学的，这也是国家历史上唯一一次。

1977年正式高考准考证

从78级开始大学就步入正轨，年年秋季开学了。

当时我21岁，还觉得自己年龄偏大，没想到入学后班上有些同学比我还大十几岁。

因为同学之间年龄悬殊，我们常常互相开玩笑，说谁应该坐在谁腿上叫叔叔。

当年水声专业是学校唯一的重点专业，授课老师都是从为数不多的教授、副教授中精挑细选的。

老师们有大师风范，学生们则求知若渴。尽管吃穿朴素，大家却觉得在学习上有使不完的劲儿，晚上的熄灯时间也总是一拖再拖，总想再多学一会儿。

至今还有老教授对我说：“77级的学生，是我这辈子带过最好的学生！”

高考以前，我一句英语都不会，因为家在中苏边界上，我只学过几句“缴枪不杀”之类的俄语。

从接到通知书到开学前的一个月，我突击恶补了一些英语词汇，但比起城市来的同学，还是差距太大。

开学不久就分了英语快慢班，我们这些被分到慢班的同学感到压力巨大。

我想起前几年读过的田中角荣（战后中日建交的时任日本首相）传记，其中提到他十天背下一本英语词典。于是我和很多同学也猛背英语词典。

这个方法很有效果，但是也有弊端，最后我们这帮人往往英语词汇量很大，发音却不够标准。

后来再学第二外语时，我就吸取了教训，优化了学习方法。现在我讲日语，发音和词汇量都不错。

恩师之风，山高水长

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后来更名哈尔滨工程大学，我在这里一呆就是40年。

大学时教导我的恩师，也是后来工作中帮扶我的同事。其间的深情厚谊，真不是一两句能说尽的。

我的老师中，有水声泰斗杨士莪院士，也有新中国老一辈水声专家何祚镛教授、汤渭霖教授等。他们对我一生的做人治学影响极深。

我常对人说，杨教授的睿智、何教授的精细、汤教授的简洁，我都学了一点，但都学得不到位。

我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也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每一项工作中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这绝不是客气话。

我刚开始做矢量声纳时，遇到很大阻力，是杨士莪院士一直坚定地支持我。

矢量声纳研究初期，曾有人直接对我说：“你做的这个矢量声纳，我根本看不出有什么优势。”我当时听了很憋气。

杨院士对我说：“任何一个新东西出来，都会遭遇质疑，你别在意这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后来，矢量声纳技术在我国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和应用，被誉为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

矢量水听器技术及其应用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四年后，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直到这时，杨院士才告诉我：“当时别人向你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我都帮你记下来了，但我没给把问题给你，是怕把你压倒了。”老先生对我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

做科研，一定有工作推进不下去的时候，大师能在关键时刻帮你顶住，把你推上去——过去我的老师们就是这样做的，现在这是我对学生的责任。

个人的幸福不可能脱离祖国

1999年，我到美国Woods Hole海洋研究所研修。所里有一艘很出名的实验船KNORR号。

这是一艘隶属于美国海军，但是由Woods Hole海洋研究所使用的实验船，就停靠在我们工作的大院码头里，平时有军人在周围站岗。

我一直很想去船上看看，我曾试探性地问当地华人：“我能不能上船？”得到回复是“你得打报告，但不一定能批准。”

那时我就感觉到，在这里我永远只能站在栏杆之外，无法进入核心层。

因此，虽然身边很多人选择留在国外工作，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回国了。我深刻地意识到，一个人的幸福与成就，是不可能脱离祖国的。

杨德森在某军港主持某型潜艇声呐声全息试验调试安装设备

改革开放后40年来，国家的变化天翻地覆。这其间个人的命运有沉有浮，但国家的车轮、历史的洪流一直滚滚向前。

我想，中国近百年来无数有识之士追寻、探索和想要开辟的，应该就是这样一条路。

我们从那个年代走来，求学求知的艰辛，在今天看来已经遥远。

我们班有一个家在云南楚雄的同学，从他家到昆明，就得走上一个星期。从昆明到哈尔滨，最快的交通方式是坐火车到北京再转车，这又得走上一个星期。

我们开学都差不多一个月了，才看到这个同学用瘦小的身躯挑着重重的担子，来学校报到。同学们都纷纷过去帮他扛行李。

现在学生们生活条件好了，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多了，我的这些絮絮叨叨，可能很难打动他们。

但每年，我都苦口婆心地对学生们说：“你们来到哈尔滨工程大学，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学习环境、确定学习目标，了解整个国家的宏观规划。请你们把自己的发展同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迅速做好人生的长期和整体规划。”

国家的一个决定，影响的是整整好几代人。这些人又会反过来，用自己的成就回报国家。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相辅相成。

我希望这一代年轻人，能充分珍惜时代和国家赋予的大好机会，用更辉煌的成绩报效祖国。

（本报记者李晨阳整理）

《中国科学报》(2018-08-3第5版 文化，原题《一个选择就是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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